2025年4月，普利策奖得主和《纽约时报》撰稿人托马斯·弗里德曼访问了上海，他没有选择热门景点，而是参观了华为的研发中心。回国后，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刚刚看到了未来，它不在美国》的文章。与此同时，著名现实主义理论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来到清华大学，他以往坚持“中美必有一战”的观点，如今却在一次对话中表示：“美国主动挑衅中国是极其愚蠢的，因为打不赢。”这两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几乎在同一时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说明美国对华鹰派正在转变视角。
他们所观察到的是什么呢？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些鹰派人士在过去几年中未能意识到的事实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我们看看中国青海省的共和塔拉滩太阳能公园，这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具备为整个挪威供电的能力。而在中国的辽阔沙漠中，遍布着大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全球最大的三座太阳能发电厂和三大风电场均在中国境内。
更引人注目的是数据，2024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的投资达到9400亿美元，这一数额几乎相当于波兰的GDP，并仅次于全球化石燃料投资的总额。去年，中国在全球新增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中占64%，而电动汽车的产量则高达70%。这一切并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成果。
这一切的实现，得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决策。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逐步实行经济自由化，允许市场定价、外资参与和私营企业发展。经过90年代的深厚改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人均GDP在1980到2000年间增长了五倍，出口激增促成了经济腾飞。
在这个增长时期，北京成立了经济特区，受到李光耀建议的启发，以优惠的税收和商业激励吸引投资。其中最著名的是深圳，这里曾是一个安静的渔村，吸引了无数农村工人前来谋生，工厂中生产钢笔、衣服和电池等商品。王传福，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农村青年，在深圳的一家电池公司工作后选择创业，他专注于生产价格合理的可充电电池，创立了“雅迪电子”。在当时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是低廉的人工成本，而1995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仅为600美元，远低于韩国和日本，这使得王传福这样的制造业者能够在价格上战胜大规模的国际竞争者，尽管对方在技术和生产线上具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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